歷朝除王公勛戚外，官員住房并不實行供給制，“自來政府臣僚，在京僦（租）官舍私宇居止，比比皆是”“百官都無居住，雖宰執(zhí)亦是賃屋”。由唐至清，在京城的官員們大多租房而居。房屋租賃業(yè)可溯至秦漢，唐宋則形成市場，極為普遍。政府對市場進行宏觀調(diào)控，北宋設置房產(chǎn)租賃管理機構(gòu)，以后的朝代基本予以參照。

　　八旗官房也出租

清廷進入北京后將八旗劃至八個區(qū)城，官佐士兵及家屬皆免費居住。王公由朝廷按等級配置府邸，廢黜則收回；降等也須遷出，原邸重新分配。

旗人連家屬不過20萬人，房屋有余，于是按八旗劃為24片，官房可出租，各自負責簽訂租約、修繕等事宜。西城今仍有官房、東官房、南官房、北官房等地名，即為遺跡。開除旗籍的如曹雪芹，房屋也會被沒收劃為官房。

北京官房甚多，租金也不貴。《故宮珍本叢刊》所記現(xiàn)存“內(nèi)務府則例”及八旗檔案可窺租金價格。雍正年間規(guī)定從三檁至七檁每間銀五分至二錢不等，但因地理位置增減，繁華地帶可高至三四兩。

除官房外，旅店也可長租，租金不貴，但環(huán)境較差。東四、西單牌樓一帶鋪面房則貴，三四間月租八吊至十吊（清中期后一吊折合一千至一千五百文左右）。正陽門內(nèi)的鋪面房，在道光年間一兩間至上下六間，為一吊至一吊六百文之間；小院兩吊四百文。出租官房方便了商家、外地進京之人，對北京的繁華起到了頗大的作用。

　　京官租房價不同

漢人京官不管分配住宅，俸祿也不足以在京購買住宅，能買得起大宅邸的如張之洞，必是高官。即如李鴻章等封疆大吏，進京也多借住校尉胡同賢良寺。翁同龢宅邸，位于今東單二條東口，有數(shù)十平方米的假山小花園，由幾個橫向排列的小四合組成。在京城，這不算深宅大院，即便如此，一般京官也是望“宅”興嘆。

清代北京的會館是公益性的，可為各地趕考舉子、京官、進京商人提供住宿，不收房租，僅提供開水。好處是住期不限，但嚴格禁止攜住女眷、婢女。李伯元《南亭筆記》曾記載有婢女入住，引起“閤館大嘩”。此規(guī)矩一直延續(xù)到民國之后，魯迅住紹興會館期間，也曾目睹由此引起的爭吵。所以有家眷的京官會去租房，咸豐年間李慈銘官做到戶部司官，在他的《越縵堂日記》中，詳細記錄了租房過程、價格等。從同治十年起，連續(xù)轉(zhuǎn)租了前門打磨廠吉順旅店、菜市口鐵門胡同、保安寺街，后來年俸漲到240兩，可以租住四合院了。

級別稍高的京官們租房，一般在宣南，大部分是小四合。因為小四合購價不菲，清人張集馨《道咸宦海見聞錄》載，咸豐九年有人將宣南騾馬市果子巷一個小四合抵債，以七百兩銀作抵。七百兩近小京官十數(shù)年俸銀。咸豐年間房價貴，租金也上漲?！读謩t徐日記》載，林則徐當時是翰林院庶吉士，無實職，要參加“考差”，取得名次才可分配職事。他與朋友二人共租“房九間，租銀七兩”，此九間非九間房，按行規(guī)計算，一條檁一間，如三間東、西房不加隔斷，即稱三間。“九間”實際上是三個筒間，三人合租，平均每人二兩多銀。當時銀七兩可折黃金三錢，可見花費不菲。原因不外有二：翰林院庶吉士雖清貧，但屬京官清要，顧及面子。其二，為考試前途，寧可住得舒適一些，但由此可見租金之貴。

京官很少租官房，雖然租金較宣南一帶便宜且穩(wěn)定，亦可長租，但不如小四合私密、舒適，所以京官還是選擇宣南。再者，清中期以前，漢人包括官員不準在內(nèi)城居住。六部衙門均在今長安街兩側(cè)，居在宣南，去衙門點卯也便利。

　　“拉房纖”成行當

租房如同買房，中間也有職業(yè)掮客，稱之為“纖手”?！秾嵱帽本┲改稀酚欣w手條：“買賣房地物件或租賃及借貸銀錢等事，均可托之。事成，各出資酬之。通例為成三破二。如價值百元，買者酬百分之三，賣者酬百分之二。”纖手在老北京話中稱為“拉房纖”?！侗逼街改稀穭t云：“租賃房屋，與買賣不同，俗有兩份三份之說……其三份者，除一茶一房外，余歸中費，惟纖手撮合買賣、租賃各事，于雙方成立契約時，須免中人之責、簽名畫押。”《北京商業(yè)契書集》收光緒三十一年“租折”，記東安門外一所房月租銀五十兩，但付“掃找、房錢、茶錢，共是一百五十兩”，除房租外，酬勞并不低。

清代一般經(jīng)中人介紹，確定租賃關系，會有契約，包括鋪保、房折、裝修賬簿等，具有法律效力。所以，租房者大多會選擇“跑纖”，即纖手操辦，既省心又省事。

除了旗人，清代二百多年，北京租房者基本是京官、商號、外地進京者。政府除對八旗官房設管理機構(gòu)，對民間租房并不加以干涉。民間也并無買房租房的商號，均由纖手運作。發(fā)生糾紛則由主管衙門受理裁判。